那天下午阳光很好，我穿着校服坐在教室里。 警察推门进来的时候，我同桌还在问我数学题。 我说对不起，然后站起来，把手伸给他们。 手铐冰凉，我数着地面瓷砖的格数，一步一步走出教学楼。 后来我爸来送衣服，隔着铁窗一直说"没事的"。 我点头，其实我知道，我再也回不去那个教室了。 那天下午阳光很好，是个让人昏昏欲睡的春日午后。窗外的银杏刚抽出嫩芽，嫩绿得有些晃眼。教室里弥漫着粉笔灰和少年人特有的气息，数学老师正在黑板上画抛物线，粉笔与黑板摩擦的声音断断续续，像某种催眠曲。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笔记本，上面整齐地列着这道题的三种解法。同桌小雨用笔尖戳了戳我的胳膊肘，压低声音问：“这一步怎么跳过去的？我怎么没看懂？” 我侧过身，正准备给她讲解，就听见教室前门被推开了。那声响不大，但在安静的教室里异常清晰。我抬起头，看见两个穿警服的成年男人站在门口，他们身后跟着班主任张老师，表情复杂，嘴唇翕动了几下，却什么也没说出来。 数学老师停下手中的粉笔，转过身。其中一个警察扫视了一圈教室，目光最后落在我身上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朝我点了点头。 那一瞬间，我听见自己心脏猛地收缩的声音。周围同学的目光像聚光灯一样打在我身上，我能感觉到小雨的笔尖还戳在我胳膊上，却突然变得冰凉。 我合上笔记本，把它轻轻推到桌角。“对不起。”我听见自己说，声音平静得不像自己。然后我站起来，椅子在地板上划过一声短促的响。 我伸出手。银色的手铐在穿过窗户的那束阳光里闪了一下，冰凉的金属贴上我手腕时，我几乎打了个寒颤。那声音很清脆，“咔嗒”一声，像文具盒扣上的声响。 “走吧。”警察说，声音不高，却让整个教室的空气都凝固了。 我迈开脚步，开始数地面上的瓷砖格数。一块，两块，三块……走廊里的阳光更亮，从西侧的窗户大片大片地涌进来，把墙壁上的优秀学生照片照得发白。我经过自己的照片，那是开学时拍的，穿着同样的校服，笑得露出八颗牙齿。照片下面的铭牌还写着“学习标兵”。 我没有停下脚步。四十七，四十八，四十九……楼梯拐角处碰见了隔壁班的体育委员，他抱着篮球愣在那里，张着嘴看我。我朝他笑了一下，他像被烫到似的别过脸去。 教学楼门口停着警车，蓝红色的灯没有亮。我弯腰钻进后座的时候，校服裙摆被车门夹了一下，一个警察伸手替我理顺了。他手上的温度透过布料传来，很暖，和手铐的冰凉形成鲜明对比。 警车开动的时候，我透过车窗看见教学楼三楼的窗户边挤满了人头，那些熟悉的脸孔贴着玻璃，像被压扁的标本。小雨站在最前面，她的嘴唇在动，我隔着玻璃读不出她在说什么。 审讯室的白炽灯很亮，照得人眼睛发酸。对面坐着的警察年纪不大，说话语气还算温和，但从头到尾没让我喝一口水。他反复问那天的细节，问时间，问动机，问我后不后悔。我一一回答，声音平稳，像是在背诵一篇已经练习过很多遍的课文。 “你今年才十七岁。”他最后说，语气里有一丝我听不懂的情绪。 “我知道。”我说。 从审讯室出来，我被带去体检。白大褂的医生用听诊器贴着我的胸口，眉头微微皱了一下。“心跳太快了。”她说。我没告诉她，从手铐扣上的那一刻起，这颗心脏就再没平静地跳过。 拍照的时候，我面对墙壁站着，身后是标着身高刻度的白板。闪光灯亮起的瞬间，我看见自己的影子投在对面的墙上，瘦长，单薄，像一根随时会折断的树枝。 那件橘色的马甲套在校服外面，有些大，肩线滑到了胳膊上。我对着镜头，嘴唇抿成一条线。旁边的工作人员说：“笑一下。”我试了试，嘴角僵在那里，最后还是放弃了。 我爸是第二天来的。隔着那面厚厚的玻璃，他看起来老了很多，头发白了一层，眼角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。他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，里面是一件厚外套和几本书。 “天冷，穿上。”他把话筒贴在嘴边，声音透过那层玻璃传过来，有些失真，“书给你带了，你说想看的那几本。” 我点头。手铐在桌子上碰出轻响，我把手腕往袖子里缩了缩。 “没事的。”他说，声音突然哑了，“爸在呢，没事的。” 我又点头。我想说点什么，可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。最后我只是把额头抵在冰凉的玻璃上，闭上眼睛。 那天晚上，看守所的铁门在身后关上时，发出一声沉闷的响。小小的房间只有一张床，一个蹲坑，墙壁高处有一扇窄窗，铁栏杆把外面的天空切成一条一条。 我躺在那张硬板床上，校服已经换下来了，身上是统一的灰色囚服，布料粗糙，蹭得皮肤有些痒。我把双手举到眼前，手腕上还有手铐留下的红痕，像两道褪色的伤疤。 窗外有月光透进来，在地上画出一格一格的影子。我突然又想起那天下午教室里的阳光，想起小雨问我的那道数学题，想起黑板上没画完的抛物线。 我闭上眼睛。 我再也回不去了。